给中国纪录片动力
岁月如梭，光影纪年。自2011年中国纪录片百年华诞起，“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 (以下简称“学院奖” )创办至今，已历四届。从最初的蹒跚学步到如今的大气从容，浓郁的学院气质益发凸显。2014年12月底，作为中国纪录片界的年度压轴大戏——第四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随着颁奖地点从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回归中国传媒大学，一批优秀纪录片先后问鼎各项大奖，这其中既有聚焦“快乐男声”选秀的纪录片《我就是我》 ，也有更多关切现实的《棉花》之类优秀纪实题材作品,该奖以其学术性、专业性、规模性、严谨性著称。
折射中国纪录片发展现状
记者：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四届“学院奖”颁奖典礼上，我们注意到相比前三届，新增了最佳纪录电影、最佳系列纪录片奖、最佳网络纪录片3个奖项，成为本届“学院奖”的首要看点。这其中，最佳纪录电影奖最引人注目，并首次颁给聚焦选秀的纪录片《我就是我》 。当初，您是如何考虑设立此奖的?
何苏六：近两年，特别是2014年，关于纪录电影有很多新的东西值得关注，像《我就是我》是针对选秀文化的思考，也有《爸爸去哪儿》纪实性真人秀节目，电视产品开始从荧屏延伸到院线。还有像《飞鱼秀》这样的，跟拍一档王牌脱口秀广播节目，前些年也有《索马里真相》 《钱学森》等纪录电影。2013年，获得“学院奖”评委会大奖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后来也在院线上映。此外，我参加华表奖的评奖，里面也有很多是纪录电影，所以总体看来，到目前为止，纪录电影有一些体量存在。
再加上纪录片最早就是从胶片纪实、纪录电影开始的，所以特别自然地纪录电影就应该成为一种类型，事实上也是一种回归。特别是新媒体背景下，仔细想想也应该去引导，这个奖项本身就是可以让大家来思考的，同时也是对纪录片业态的一个真实描述。
记者：如果说新增的最佳纪录电影奖被看做是一种影片类型回归的话，系列纪录片在中国也是早已有之，但为什么是本届才开始增设，而不是“学院奖”创办时就设立?
何苏六：系列纪录片，是中国纪录片界的一个特色。中国纪录片类型里，真正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传播的都是系列纪录片，大投资、大时段播出，能把一个问题、领域说得非常透。当然，单部作品从艺术角度来讲，可能更用心，结构、设计感、技巧等，更有作品感一些。不过就纪录片的功能和价值来讲，我觉得去反映、记录时代，影响甚至引领时代的一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原来“学院奖”可能更多倾向于专业作品，现在觉得既然现实的语境是这样，就很慎重地把这一块也带进来。事实上，很多系列纪录片本身做得也不错，比较讲究叙事、结构、主题等，整体艺术品位还是有的。
记者：本届增设的最佳网络纪录片奖，不是颁给《互联网时代》而是给了《核试验老兵》 ，也颇有看点。什么标准的作品才能荣获最佳网络纪录片奖?
何苏六：在中国，网络对纪录片生态和业态的影响挺大，即便是电视媒体播出的纪录片，最终也可能借助网络平台来营销、运营或者进行二次传播，包括院线纪录电影《飞鱼秀》等，也要通过网络来营销，甚至一些纪录片也有网络公司投资等。事实上，网络对中国纪录片的体裁、选题、内容生产包括制作方式、传播以及营销，还有观众、用户等，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甚至有不可替代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纪录片或一部电影放到网络里去播出，恰恰需要互联网的方式，思维、结构、语言等。因此，设立最佳网络纪录片奖，我们觉得很适时。同时，作为国内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我们也觉得应该通过设立这样一个奖项的方式引起大家关注，也是一个思考。
记者：本届颁奖中，另一个关注点是最佳创新奖和最佳国际传播奖空缺，为什么?
何苏六：从送选的情况来看，在这一届评奖中没有看到有真正创新的片子，宁缺毋滥，这个原则是要坚守的。在评奖中，我们自己有一套纪录片的评估体系，要严格按照标准来。比如历届专家评委会构成中，都是些既有深厚文化功底，也对传媒领域有相当热情和兴趣的业界人士，同时又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
国际传播这块，事实上也是真的没有太多作品出来，以前我们给了《舌尖上的中国》 ，这样的片子不多见。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2》工作照
“学院奖”不等于学院派
记者：有学者称，年度“学院奖”的颁发可谓是对中国纪录片创作领域的一次学术年检，您怎么看?
何苏六：可以这么说，一个是我们的评估体系在那里，这是我们历时两年研发的一个“纪录片综合评估系统” ;另一个是纪录片蓝皮书，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的，汇集了国内外纪录片政界、学界、业界人士很重要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坚持了好几年。在这两个学术平台基础上，我们一直在梳理年度作品的一些形态，好的作品肯定会把它放大。
当然，“学院奖”也不仅仅是学术性的，还有其专业性、规模性、严谨性，注重社会影响力、传播力，重视纪录片作品跟社会现实的关联度。
记者：从历届获奖作品来看，确实是的。即便是最佳新人奖、最佳大学生作品奖，比如本届最佳大学生作品奖《不是北京的北京》 ，还有以前的最佳新人奖作品《造云的山》等，都是关照社会现实的，可说是“学院奖”评奖的一个特色。
何苏六：是的。有人觉得我们可能是学院派，但我不觉得“学院奖”就是学院派，学院派有时变得自娱自乐，很狭隘。当然，如果大家知道我们哪些作品获奖了，慢慢也就知道了我们是“学院奖”而不是学院派。这种价值观和标准是要坚守的。事实上，我们“学院奖”评选出的获奖纪录片是很社会化的，注重影响力，但前提是要有艺术品质，通过影像尤其是及时的影像来记录，讲故事、讲道理。另外一个，是关注现实的问题，产生影响，注重传播力和影响力。
对新进入纪录片领域的人来讲，对现实的关注就更加重要，我们要通过“学院奖”引导一些东西，新人也好，大学生也罢，你要用纪录片做什么，关注什么、思考什么，肯定要回归到灵魂上来，拉回到现实的土壤中来。
记者：同样，本届获得评委会大奖的《棉花》也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力作。
何苏六：好的作品，一个是关注现实，一个是用纪实的方式，一个是要有思想和深度，关注的不是一个小点，而是一个大的背景下的一个群体、一个领域或者某一种现象。 《棉花》就是这样的好作品，符合“学院奖”的气质。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对社会现实的关照，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是“学院奖”设奖以来一以贯之的，并且也评出了一些好作品。那么，就四届评奖下来，您认为在中国纪录片创作领域，是否也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何苏六：更是这样了，你仔细去盘点，一年下来就没有几部有影响力的、有艺术水准的纪录片。虽然也有像《爸爸去哪儿》纪实性的真人秀，有时也当做纪录电影来看，票房很高，但严格意义来讲不能代表纪录片这个产业，更加不能体现其行业影响力和艺术品质。电视当中也一样，那些“高峰”的东西凤毛麟角。跟电影去比，电影至少还有一个体量，纪录片连体量也起不来，“高原”都很难说，更不用说“高峰” 。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您觉得中国纪录片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何苏六：一般来讲，纪录片不可能火到哪儿去，不会那么大众化， 《舌尖上的中国》已经很特别，很难得。纪录片可能还是小众的、专属的领域，专属于各个人群的比较多，有的人喜欢军事，有的人喜欢航空航天，有的人喜欢自然生态，有的人可能喜欢社会现实，都不一样，只有题材类型多了，纪录片才会慢慢水涨船高。现在的中国纪录片创作领域，好多类型都没有。
记者：无论如何，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舌尖上的中国》 《透视春晚：中国最大的庆典》 《京剧》等，在国内外反响都不错，也都获得“学院奖” 。这种评奖结果是有意为之，还是大势所趋?
何苏六：在传承、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特别是跨文化传播方面，纪录片都是很好的载体。纪录片是最国际化的语言，也是文化折扣率最低的一种传播载体。如果文化要分享，要跨文化去传播的话，选择纪录片是最好的。中国历史文化深厚，人文地理、社会现实都很饱满丰厚，需要去记录、去传播。颁奖给《舌尖上的中国》 《透视春晚：中国最大的庆典》等都是合适的，这几部片子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对于向全世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有说服力，也是“学院奖”自创办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
记者：回顾2014年，纪录片领域可谓好事连连。纪录片首次进入国家“五个一工程”奖评选，纪录片第一股三多堂传媒上市等，前者是政府评奖接纳，后者为资本市场试水。展望未来，纪录片或许大有可为?
何苏六：对，我们一直在讲，一个是政策驱动，一个是市场驱动，双轮驱动，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在中国没有政策驱动，市场也起不来，尤其是纪录片这块，本身就是不可能像娱乐节目、剧情片、电视剧那样成为一个很大很社会化的产业。另外，纪录片的发展也需要市场来驱动，政策的引导和市场的驱动，彼此之间会借势，这样的话，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前景还是很被看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