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海派篆刻之故事
研究海派篆刻群体，两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一是西泠印社，二是上海1912年现象。无论是从人脉、艺脉还是地脉来讲，海派篆刻与西泠印社都有着相当深厚紧密而独到持久的联系。而辛亥革命之后，清末的一批高官大吏汇入海派艺术的群体，为海派篆刻群体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与大师的人脉，并奠定了海派篆刻群体在全国印苑的标杆性、权威性与话语权。
王琪森
研究海派篆刻群体，两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一是西泠印社，二是上海1912年现象。
与西泠结盟
无论是从人脉、艺脉和地脉来讲，海派篆刻与西泠印社都有着相当深厚紧密而独到持久的联系。光绪三十年(1904)荷月，正值花甲之年的吴昌硕应友人之邀客居杭州。而此时，在西子湖畔的人倚楼中，叶为铭、丁辅之、王福厂、吴石潜正雅集于此，他们品茗论艺说印，深感篆刻艺术源远流长，特别是在西泠更是八大家崛起之地。但回眸五千多年的印坛，却从未有过一个专门研究、创作印学的团体。于是，他们“人以印集，社以地名”，“西泠印社”应运而生。
经过十年的筹备，西泠印社已初具规模，遂于1914年重阳节这一天，在西泠数峰阁边召开了印社正式成立大会，订立了契约章程，确立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建社宗旨，并一致公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由德高望重、年届七十的吴昌硕出任社长，不仅佐证并确立了海派篆刻在全国印苑的领军地位，而且展示并彰显了海派篆刻群体整体的精英组成与创作实力。在西泠印社早期的61位社员中，亦是以海派篆刻家为主体成员。实际上西泠四君子中的吴石潜、王福厂、丁辅之本身就是海派篆刻家，只是他们的篆刻风格归属于浙派。而吴昌硕正是以海派书画篆刻家领袖的身份，使西泠印社具有了高端性与引领性，并以其领袖的号召力与巨擘的影响力，使印社云集了一流的艺术家，如王国维、李叔同、经亨颐、朱祖谋、马衡、马一浮等，并在吴昌硕的支持或主持下，对西泠印社进行了重大的文化建设，如题襟馆、汉三老石室、缶龛等。历史地看，正是吴昌硕从1914年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后，使印社进入了继往开来的全盛期。唯其如此，可以这样说：是海派篆刻群体为西泠印社提供了一位杰出的首任社长和卓越的群体成员。而西泠印社为海派篆刻群体提供了一个组织架构和创作基地。
邂逅1912
在观赏吴昌硕那些笔墨酣畅、气势郁勃的丹青翰墨时，经常发现盖有这样一方闲章“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当时已是一位69岁的老人弃名(俊卿)而以字行(昌硕)行世?其中是否隐藏着风云激荡的历史往事?还是蕴含着扑朔迷离的艺术玄机?农历壬子年，正是1912年。这一年对吴昌硕来讲具有命运转机的意义。他正式定居上海，完成了从艺术大师到海派领袖的嬗变。而这一年腐朽的清王朝土崩瓦解，成立了中华民国。随着旧时生产关系的被打破，新型的生产关系逐步建立，近代上海的金融、工业、商贸、文化等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辛亥以后，民族工业进入了黄金期”。(《上海—一座城市的编年史》)
于是，中国近代艺术史上一个最重要、最活跃的艺术流派—海派书画篆刻群体就这样与1912年邂逅相逢。由于改朝换代，清末的一批高官大吏纷纷来到了上海，并实行了华丽的转身，汇入了海派艺术的群体。如陈宝琛、陈三立、沈曾植、李瑞清、朱祖谋、曾熙、康有为、张謇等，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中的大师，名流中的名流”。他们的加盟，使海派艺术进入了一个历史辉煌期与艺术建树期，是为“1912年现象”。为此，他们亦为海派篆刻群体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与大师的人脉。如陈宝琛就是古印收藏大家，著有《澂秋馆印存》、《澂秋馆封泥考》等。沈曾植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康有为是碑学巨擘，著有《广艺舟双楫》等，从而奠定了海派篆刻群体在全国印苑的标杆性、权威性与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