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青春在剧场挥洒

　　这是一部自选论文集。刘继才先生从他100余篇论文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共28篇。这些文章无论是新撰写的还是已发表的，都出以己意，不乏创见，当会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刘继才先生是唐宋文学专家，长期担任辽宁唐代文学会会长。此前，曾出版过《唐宋诗词论稿》 ，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唐诗分科大辞典》 《宋词大辞典》设专条作简介，由海峡两岸学者共同编辑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设专节作提要。这次辑入本书的除从《唐宋诗词论稿》中精选的部分论文外，大多是有关研究先秦至近代文学的新作。

　　研究唐宋文学，必须从源头开始，并应适当了解唐宋以降各朝的学术沿革。为此，刘继才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颇为宽泛，上自《诗经》下至近代词曲都有所涉猎。他的研究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新见迭出，并有许多填补空白之力作。以一个人之精力在专注一两个朝代的文学研究的同时，还能上溯下展，几乎对每个朝代的文学研究都有新发现，实属不易。我初读文集书稿，最突出的感受是它的“新” ，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开阔新领域。文集中的有些论文所探讨的多是前人和今人不曾涉及或很少涉及的课题，作者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如唐代是否存在六言近体诗，何谓六言近体诗，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唐代根本就没有近体诗，所以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唐代确有“很罕见”的六言律诗，王力先生还举出卢纶的《送万臣》为例，证明六言近体诗的存在，可惜语焉不详，并没有展开论述。刘继才先生在《论唐代六言近体诗的形成及其影响》 (原载《文学遗产》 1988年第2期)一文中，不仅求证了唐代六言近体诗的存在，而且第一次全面论述了六言近体诗形成过程及其格律特点等，填补了这项研究的空白。又如题画诗虽然前人有所研究，但题画词却很少有人过问，而题画散曲更是无人问津。文集中的《论明清题画词、曲》一文，不仅论述了题画词、曲的产生与发展，而且阐释了明清题画词、曲繁荣的原因以及题画词、曲之特点与区别，颇具开创意义。

　　二、提出新观点。刘继才先生做学问的另一个特点是好“标新立异” ，敢于反驳前人之成说。这虽然不免引起争议，但也确有不少观点论据确凿，以理服人，并从此确定一种新说，为学者所采用。关于对《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几乎全是扬刘贬焦，或说他“委曲求全” 、“犹豫动摇” ，或说他受“封建礼教影响较深” 、“性格比较软弱” 。刘继才先生的《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焦仲卿——评几部〈中国文学史〉对焦仲卿形象的论述》 (原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七辑)一文指出，这是很不公平的结论。刘先生通过详解此诗，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是焦仲卿最先发出的以死殉情的誓言，他的“性格不是软弱，而是寓刚于柔;他临死前流露的愁苦不表明他所受到的封建礼教影响较深，而是因为他死后背负的罪名较多;他不是一个动摇者，而是一位反封建礼教的勇士” ，“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第一个反封建礼教的伟丈夫” 。此文发表后，一些文学史家在编写或修改《中国文学史》时，基本上采用了这一说法，从此焦仲卿被摘掉了其头上“性格软弱”的帽子。此外，著者在“文革”后所发表的一些论文，还批判了学术界某些“左”的观点，为正本清源做出了积极努力。

　　三、改换新视角。所谓“新视角” ，是指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某些文学现象。有些学术观点虽然前人提出过，但却不能较为准确地阐释相关问题，而刘继才先生以新的视角或新的方法加以分析，则会使一篇作品得到合理的诠释，如《诗·卫·氓》中对“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等诗句的解释，前人与今人一向分歧很大。而《说“氓” ——〈诗·卫·氓〉别解》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增刊第三辑)一文，先避开某些争论，从释“氓”入手，阐明“氓”的特殊身份，于是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特别是文中对“氓”致富的原因的解释更令人信服。他不是靠“积极生产，勤俭持家” ，而是通过“贸丝” ，即经商而快速发家。但他又不是一个纯商人，其职业应是从事农业生产、手工业兼经商，即自己种田，自家纺绩，然后“以布贸丝” ，从中营利。这样才会很快致富。

　　刘继才先生在运用方法论方面也作出过新的尝试。他的《论杜审言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文以系统论的方法，分别从唐代、中国诗歌史和整个人类文化史三个层面来看待杜审言在近体诗定型化、规范化上的贡献，便得出了颇有见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