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日记》用影像见证古人生活

　　翻阅《王韬日记(增订本)》(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汤志钧、陈正青校订，中华书局，2015)，得多条有关摄影术进入中国时的记载，同时也见到他在上海时与摄影的种种相遇。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六日乙酉条记：“壬叔来舍，以《镜说》一篇相眎，词甚简峭，颇似柳柳州笔意。”(P21)壬叔者，李善兰。他是王韬在上海供职的 墨海书馆的同事，译有大量西学著作，与王韬关系密切，过从甚密。从王韬日记看，两人经常一同看戏访友狎妓。现在不能确认《镜说》是否就是介绍摄影术的著 作，但作为摄影之基础的光学原理以及以光学原理制作的各种光学器具，如望远镜、显微镜等，或许在此书中有详说。据此，说王、李两人于西学之物理学的光学， 以及作为摄影成像原理的光学有着共同的关心则并不为过。

　　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十有四日丁未条记：“是晨郁泰峰来，同诣各园游玩。 戴君特出奇器，盛水于杯，交相注易，顿复变色，名曰化学，想系磺强水所制。又出显微镜相眎，一发之细，几粗如拇指，皎白有光。呈巧显能，各臻其妙，洵奇观 也。”(P142)郁泰峰(1789-1865)，名松年，为当时上海滩名震一时的沙船商，也是大藏书家。此处所记戴君者为何人，不得而知。但他向王与郁 等人出示的代表当时科学成就的显微镜，则显示王韬们与现代光学技术的接触已在所多有。

　　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十有九日辛卯条载： “陈萃亭、刘益斋从槜李至，来访。萃亭，予故交也。……因同往法人李关郎舍，关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益斋照得一影，眉目毕肖，其法以圆镜极厚 者嵌于方匣上，人坐于日光中，将影摄入圆镜，而另以药制玻璃合上，即成一影。其药有百余种，味极酸烈，大约为磺强水之类。”(P193)“照影”，当为 “摄影”之意。李关郎者，今通译李阁朗。据泰瑞·贝内特著《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所记：“1856年，法国商人路易·李阁朗抵沪， 在1857年8月15日的《北华捷报》上发布广告，其修手表并拍照。李阁朗的身份更像是一名热忱的摄影爱好者，有些天赋，但谋生靠的还是百货店的生意。 1860年之后，他的拍摄活动渐渐少了。”(泰瑞·贝内特，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中国摄影出版社，2013P85) 从贝内特这段文字看，王韬日记中所记他与李阁朗见面的时间，与李阁朗在上海活动的时间颇为契合。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九日庚戌 条：“晨同小异、壬叔、若汀入城，往栖云馆观画影，见桂、花二星使之像皆在焉。画师罗元佑，粤人，曾为前任道吴健彰司会计，今从英人得授西法画影，价不甚 昂，而眉目明晰，无不酷肖，胜于法人李阁郎多矣。”(P267)“画影”，与上面说到的“照影”相同，也为当时对摄影之一称。值得注意的是，此罗元佑营业 照相之场所名为“栖云馆”，这或许是最早的有关中国人开设照相馆的具体到馆名的信息。在1859年当时，上海的营业照相已经有相当规模，但是否已经有专营 照相的“馆”在，还没有确切资料得证。最早出现于《申报》的照相馆广告，是在1872年，广告署名者为“三兴”。“栖云馆”，或可为当时最早出现于文字记 载的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

　　“桂、花二星使”指大学士、军机大臣桂良与吏部尚书花沙纳。1858年，桂良与花沙纳在天津与英法俄美等国代 表签订《天津条约》，继而来上海与各国议定《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从当时各种情况推想，想来是他们两人在上海公干时拍摄，而不会是罗元佑赴天津或北京为他 们拍摄。而罗元佑之善于经营推销，也可从他把两位当朝显赫人物的照片在馆中展示以作广告得见一斑。“价不甚昂”一说，则显示王韬是在与其他照相馆的价格 (如李关朗之“每人需五金”)比较之后所作的判断，由此也可见出当时照相馆同行间已有价格竞争。而王韬也显然于当时中外照相馆的价格并不陌生才能作出“价 不甚昂”的评价。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二十日甲申条：“清晨，吴子登来访，言拟学《照影法》。其书，壬叔已译其半。照影镜已托艾 君约瑟，字迪谨，英国耶稣会士人，颇诚谨。购得，惟药未能有耳。”(P334)这里可以发现，李善兰在译有关摄影术的书籍。从时间上看，此《照影法》应该 与上面提到的《镜说》不是同一本书。

　　吴子登(1819-1885)者，名嘉善，清末外交家，也是翻译家。他热心西方科技，于摄影也有兴趣并于日后掌握摄影术。

　　在 同年三月二十四日戊子条：“清晨，吴子登来，同访艾君约瑟，将壬叔所译《照影法》略询疑义。艾君颇肯指授。”(P335)之前一天二十三日条记：“晨，访 吴子登，清谈良久。子登案头多陈工匠椎凿，能以新意造器，其巧思不减泰西”(同页)可见吴子登既于摄影发生兴趣，也热衷于钻研各种为当时传统文人所不以为 然的“奇器淫巧”。吴子登是较早接触西学的人，因此，他对摄影术发生兴趣进而亲手实践则不足为怪。而传教士艾约瑟热心传授摄影术之情形也跃然纸上。我们还 可发现，就摄影术传入中国而言，不仅是以摄影为专业的西方人起到了作用，西方商人(如李阁朗)与传教士(如艾约瑟)在此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二十九日癸亥条：“吴子登、李壬叔来，将往吴门。匆匆数语，即偕诣春甫寓斋。时春甫学《照影法》，已约略得其半矣。试照余像， 模糊不可辨，衣褶眉目皆未了了，想由未入门之故耳。”(P346)春甫者，疑为黄春甫，为上海最早华人西医师，时在仁济医院工作。王韬在这里记录了一个中 国知识分子尚未完全掌握摄影术的例子。

　　从以上王韬日记看，当时摄影术的译名尚未确定。“照影”、“画影”等说法不一而足，还没定于一尊。而我们也从以上得自王韬日记的几段记载可知，当时那些已经于西学颇有接触与了解的文人，对摄影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他们不仅要了解其原理(如吴子登研究 《照影法》)，而且要尝试亲身实践(如黄春甫已经开始实践，虽然尚未精通摄影技艺以致拍摄效果不好)。他们学习摄影的方法，既从阅读摄影技术理论开始，也 虚心向掌握摄影术的西方人当面请教，同时也自行摸索。可以想象，在当时，这种对于摄影术的热切关注，并不仅限于王韬所交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