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莫斯科计划》

　　请问《莫斯科计划》最初是如何展开的?1991 年以前你们去过莫斯科吗?

　　Alessandro Albert：1990 年，我们在一次喝咖啡的畅聊时决定要一起做个作品。对于拍照这件事，我们总是充满激情，而不将之看作一项“工作”。最初，我们的计划是去印度拍摄女人的肖像，我们甚至想好了在作品完成后的计划——去法兰克福的图书节，寻觅一家出版社并将作品出版。两个年轻人兴冲冲地办了签证，甚至订好了机票。结果几天以后俄罗斯发生了政变，我们意识到这个事件的重要性，立刻决定改变计划，前往莫斯科。然而对于两件作品的构思是一致的：在重要的历史节点来到特定的城市，并在街头拍摄普通人的肖像。拍摄完成后，在 1991 年 10 月，我们按照原计划来到了法兰克福图书节，并遇到了 Peliti & Associati，这之后我们出版了画册《街道的面孔》(Volti di passaggio)。

　　你们是如何与拍摄对象沟通的?是否遇到过什么麻烦?

　　Alessandro Albert：我们在市中心选择一条繁忙的街道，将 4×5 画幅的相机支在三脚架上，1991 年的时候很少有俄罗斯人会讲英语，而我们也不懂俄语，因此我们在身旁立了一个牌子，上面用俄语写着：“我们是意大利人，希望给俄罗斯人拍肖像。我们并不收取任何费用。”最后一条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时候人们会以为我们拍照是收费的。总的来讲，与当地人通过手势进行沟通并没有太大困难。偶尔我们也会被警察问话，然而，在 1991 年，警察大多也是好奇而友善的，最终他们也希望能获得一张肖像。而在 2011 年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警察来找我们并不是想被拍照，而是意图将我们赶离这条街道。

　　对比这三次相隔十年的拍摄，人们与你们的沟通方式是否有明显的差异?

　　Alessandro Albert：在 1991 年的时候，给人们拍照是非常容易的。在拍摄的第一天，除了负片拍摄以外我们还携带了一台宝丽来相机，在拍完肖像后我们会将宝丽来拍的版本送给模特。人们为此受宠若惊，他们回家换上衣服，邀请自己的家人一同回来还想再拍第二张。不到一个小时，等待被拍的人们竟然排起了长队。最终我们不得不假装相机有了故障而临阵脱逃。在这之后我们决定不再赠送宝丽来照片了……然而在 2001 和 2011 年，情况变得不再相同。人们变得更加谨慎，我们试图与行人对话，而他们甚至都不会停下来看我们一眼，就像在每一个大城市中一样……不过非常幸运的是，2011 年有一位俄罗斯摄影师协助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倘若我们直接对人们说英语，也许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在 1991 年，有大约 80% 的人会同意被拍;而在 2011 年，只有大约 20% 的人会同意。1991 年的时候，人们很迫切地想对整个世界展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眼中，似乎通过我们就可以达成这个愿望，他们不停地说着俄语，哪怕我们无法听懂他们所言为何。对于我们两个来说，1991 年的经验是极为美妙且难忘的，那一年我 26 岁，保罗 24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