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意义的艺术主题

　　“任何做给别人看的东西实在太可笑了”这句话，与栗宪庭在他的墙上发现的箴言极为相似，“艺术家的任何发现一旦被人利用，哪怕被自己利用，它就失去了意义”，他把“别人”推及到了“自己”。大张对艺术的想象有多么绝对、自在，他对人的生命的要求就有多么绝对、自在。而大张曾经在给片山的回信中明确说过：“我和人类已经没有关系了。”在去世前几年，他还创作过一幅观念摄影《我看见了死亡》，他这样思考的原因是：“在这个主体全面退场，媒介充斥一切的今天，系统和背景化的知识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有血有肉、极端个人化的东西应该做最后的挣扎，艺术应该还原成一次事件，而不是理。”此后不久，就发生了 2000 年的自缢事件。

　　大张没有在艺术界引起重视，可能跟他远居大同有关，从他往全国各地邮寄《邮寄艺术》来说，他也并不是完全拒绝交流(但似乎他更关心传播自己的观念，不求反馈)。而恰恰是这种距离显示出大张的艺术思考与实践的启示性、前卫性——1999 年北京的“后感性”展览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但这个展览那种已经足够激进、前卫、绝对的尝试比起远离当代艺术现场的大张，仍然显得柔弱、谦让、不够彻底。正如“后感性”展览宣称的是对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现场进行的矫正、清理，那么大张针对的不是任何“他者”，而仅仅是针对人的生命主体应有的限度和想象进行了躬身实践。但大张的做法又绝非当代性的范畴，他缺乏当代性要求的交互、置换、游戏、漂移等等经典策略，严格说，大张处理的是经典的现代性议题(尽管如利奥塔坚持的那样，当代只是现代的延续)，即人的主体是不是可能的?相较之下，当代性议题大概是测试人的主体是如何可能的?尽管大张采用了行为艺术、观念摄影等等艺术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大同大张一个人已经把现代艺术的悲剧性、现代艺术向当代艺术过渡的前卫性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