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纯化的造型艺术

　　在论述中，策展人强调绘画应该摆脱社会化的语境，纯化为一种既以形象本身作目的，又对造型语言有充分自觉的艺术形式。策展人认为，形象和语言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在艺术实践中应当是统一的。与此同时，他又将中国当代绘画实践中对形象和语言的“再造”、“再编码”理解为艺术家对于“本体”的关照。但他所谓的“形象”和“语言”，其概念直接取自于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理论的修辞，而不加以定义与解释;“本体”这个在哲学领域亦意旨不明的概念，则被其简单地理解为“形式规律”。这种舞文弄墨显得有些过于不严谨且有“扬西抑中”之嫌。退一步说，“绘画本体问题”中本体如果指的就是形式规律的话，那么这种对形式规律的关注在中国至迟于魏晋时期就已然有之，此后历代的绘画实践与绘画理论都对“本体”进行了不断地诠释与发展。所以，与其说当代画家们对本体的关照是他们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精神趣味的主动悟取，不如说这种关注就植根于他们自身的民族文化基因。并且，西方现当代艺术亦不是凭空产生的。西方艺术传统的现代化过程是从传统中汲取养分的。策展人却并未能踏实地立足于本土艺术传统和本土创作实践去寻找中国传统向现代性转化的契机，甚至犯下诸如：对“外事造化，中得心源”作片面理解和“中国画没有写实和抽象传统”等这般基本史实错误，使其策展论述从根本上失去了所意在标榜的文化主体性。这种禁不起推敲的主张和误读反映出的就是当下艺术界普遍的困惑与茫然。

　　当所有人为“独立和个体的创作成为艺术的正常状态”而欢呼的时候，“当代”一词就成了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者们的致幻剂。在现今对中国艺术绝大部分的论述中，“当代”一词的合理性本身就很值得怀疑。因为“当代”本身就是一个无法与历史、传统割裂的概念。“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一中国当下艺术界绕不开的古老命题，是包括画家在内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亟需思考并予以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