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藏宝认为自乐

　　宋代苏轼在《宝绘堂记》中云“君子可涵义于物，而不行留心于物。涵义于物，虽微物足认为乐，虽尤物缺乏认为病;留心于物，虽微物足认为病，虽尤物缺乏认为乐”，发起寻求不为物所奴役的自由精力，对“涵义”和“留心”的特色进行了归纳。“涵义于物”与“留心于物”的不一样在于心神涉入的深浅程度，“涵义”是将心神暂时栖止于许多物类当中，“留心”则心神过于执着于众物而成痴成癖。古代的鉴藏家通常都把涵义作为寻求鉴藏的一种境地。许多古人的书画著录也以“涵义”为名，例如明代都穆的《涵义编》、清代缪曰藻的《涵义录》等。

　　宋徽宗之后，乾隆是我国古代书画藏品最多的保藏家。那么，乾隆有没有谈及古人抱负的“涵义于物”?乾隆如何看待“涵义于物”呢?这一规范又是如何影响了乾隆的书画保藏的呢?

　　乾隆的“涵义于物”

　　在保藏的绘画著作中，乾隆最喜欢的即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这篇文章的论说，以乾隆对这幅绘画的保藏伊始打开。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冬，乾隆在此卷上题道：“乙丑(一七四五)夏，沈德潜进其所为诗、古文稿，几暇披览，则跋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在焉，所记题跋、保藏始末甚详。是年冬，偶得黄子久《山居图》，翰墨苍古，的系真迹。而德潜文中所载沈、文、王、董、邹氏五跋，有董、邹而缺其三，且多孔谔一跋，认为《山居》与《富春》自两图也。然爱其溪壑天成，动我吟兴，乃有长言，亦命德潜和之，且询其较《富春》为何如。德潜之跋，以《富春山居》，归安氏为未得所，安氏不知也。越下一年(一七四六)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羲之《袁生帖》、苏轼《二赋》、韩幹《画马》、米友仁《潇湘》等图，共若干种，以示傅恒。傅恒曰：‘是物也，饥不行食，寒不行衣，将安用之。’居少间，恒举以告朕，朕谓：‘或许汝弗识耳。’试将以来，剪烛粗观，则竟然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也……”

　　从题记中，咱们知道：乾隆十年(一七四五)，沈德潜文集中的《富春山居图》，引起了乾隆的注重。随之乾隆看到了内府的《山居图》，但其上的题跋与沈德潜所记不一致，他问询沈德潜此图的状况并命沈德潜和诗，认为《山居图》(子明卷)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是两图。尔后，在没有看到安岐保藏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之前，一向惦记着此卷。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春，乾隆在子明卷上题：“世传《富春山图》为黄公望生平创作。此卷写山居景色……未识与《富春图》孰为先后。”

　　所以，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冬天，无用师卷入入了宫廷，乾隆在黑夜就刻不容缓地欣赏，称“则竟然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也”，大有相见恨晚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