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制技术中的艺术融溶

　　作为新事物的摄影逐渐被中国人所掌握并且用于记录自己的历史。这当中，既有在国外学到了摄影术并且开始在中国展开实践的摄影家，如林箴(1824—?)，也有以一己之力独立研发摄影术并有摄影器材与底板留诸后世的摄影家，如邹伯奇(1819—1869)。而罗元佑(活跃于1851—1861年的咸丰年间)、赖阿芳(LaiAfong，约1839—1890)等人则于1860年代前后开始，已经在各大都市出现的照相馆里，以肖像摄影谋生并获得成功。据认为，在晚清推行的向西方全面学习现代科技文明的洋务运动(1861—1895)之后，开始出现了被称为“照相贴”或“照相贴册”的相册。这些相册中的照片大都由照相馆摄影，经过一定编辑后再粘贴于簿册上。摄影师们在对某些事件进行了摄影记录后制成照相簿，上呈皇室、加以出售或用于存档与传播等多种目的。这些照相簿里的照片既有文献性质也具有一定的新闻与纪实性质。这些“照相贴”也许可以认为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摄影图书的雏形。

　　而照片复制技术在中国也同时以引进与自主研发两种形式获得成功。这为照片最终与图书相结合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晚清，以英国人发行的《点石斋画报》为主要标志，中国进入图像传播与阅读的时代。在创刊于1884年的《点石斋画报》里，有一些石印图画就是根据照片绘制而成。1912年出现在上海的《真相画报》，虽然短命，但对于时事新闻照片的使用非常娴熟，也尝试以照片展开政治动员。而1926年创刊的大型画报《良友》，更从商业的角度经营图像传播，成为了中国摄影画报的巅峰。以上三种画报，都在上海出版发行，这充分说明上海在中国视觉传播史与摄影史上的地位。

　　上海也是中国发达的出版基地，许多出版社在此集结。其中有些出版社也染指摄影集的出版。如商务印书馆于1911年到1912年间出版过报道辛亥革命的系列新闻摄影集《大革命写真画》共14册，也在1914年出版过召唤国家认同的风景摄影集《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