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会”文书的用途

　　在广州一口通商时代，英商与广州当局的交往通过行商转递“禀”与“札”的形式展开(鸦片战争前，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交往)，这种间接和有位阶等差的交往方式令英方极为不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在天津、浙江投书，擅用照会，僭称公使大臣”，而琦善的复函也放弃“札谕”这种居高临下的旧例，改用“照会”样式，由此确立了一种新的外交公文文体，一直沿用至今。

　　照会并不是英国人新创的公文文体，而是中国既有的一种“在不相隶属的文武衙门之间行文时使用”的公文样式，“中国地方大员给属国国王的文书，也以照会为主”。照会这一新文体的确立，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和适应，在这一过程中，照会的格式在原有基础上有一定的调整。如中方去掉了官衔之前的“天朝”二字，英方根据西方照会习惯在末尾加入了诸如“顺候时祺”之类的问候语，并添加西元日期。

　　照会这种平行文体的确定，并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英双方关于文书往来的摩擦。一方面，条约规定依照官员层级区分公文格式，由于地方督抚的职衔高于领事，英方要求督抚在给领事的札文中，不得出现诸如“饬令”、“饬遵”、“遵照”之类“秉权饬令属员”的用语;另一方面，在邸报、辕门抄中刊载的清政府官员公文中出现对英方“无礼”的措词，英方也会提出交涉。例如，威妥玛曾就上谕中出现“断不能任其肆意猖獗”一句提出抗议，认为“中华仍视泰西诸国俨如贼匪，甚至在上亦用’肆意猖獗’等字”，会造成上行下效的后果，使得地方官员和民众轻视乃至排斥外国人。

　　此外，公文誊写过程中的抬写问题亦是如此，英方要求参照《钦定科场条例》对于抬写的规定，涉及英国的“君主”、“国家”等词要“一体抬写”，不能中外有别，轻视英方。由于此类纠纷层出不穷，中英双方在1880年议定《中外往来仪式节略》时，对于照会、信函中的彼此称谓、启始语、结束语、问候语、落款等格式和用语，都作了细致入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