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我们顾恺之

　　据记载，顾恺之出身行伍，但他从20岁左右到50岁后，他的仕途并不顺畅，一直在军中任从军，未得升官。现实上，作为封建年代的画家，顾恺之并非是现代含义上的画家，他类似于今日的军中文职，或是为政客效劳的画家。庆幸的是，他的艺术生命是天分大于智慧，故而在官场上不合流俗，才取得“痴绝”之名。在东晋年代的政治动荡中，大大小小的战役几乎是天天在打。然而，顾恺之作为军中文职画家，既能多次改换门庭，且也安然无恙，这说明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倾向的画匠，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志向的军旅画家。极为矛盾的是，顾恺之除了热衷于为政治名人画像，他最为高兴的提出“迁想妙得”的作画思维，这种发挥自身绘画天分，用于巴结政客名人的精力状态，印证了我国专职画家缺失纯正的艺术思维。由于顾恺之有常人没有的“痴绝”性情，所以“痴绝”充实了他在“才绝”和“画绝”方面的智慧。为此，顾恺之的绘画天分在深受政客器重的一起，他能屡换门庭则是他附庸年代的地点。

　　无可争辩，鉴于曹植《洛神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方位，顾恺之制作《洛神赋图》一定是有他借赋作图的含义。但是，这种含义也不会具有什么政治含义，仅有的是他在制作政治名人像的一起，他也时常发生无法之举。故而，我们从他留存下来的画迹目录中，也看到了他对制作女性体裁的爱好。如《阿谷处女扇图》《列女仙》《三天女图》《贵阳王美女图》等。这些有关女性体裁的绘画著作，从另一个视点来看，顾恺之的绘画情由也不乏俗世。

　　也许，正是《洛神赋》中人神态缘故事的美丽与伤情，给了顾恺之制作《洛神赋图》的缘由;也正是《洛神赋》的悲情故事与曹植的郁闷性，为顾恺之制作《洛神赋图》提供了一种随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