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情运理的根究途径

　　傅抱石对六朝文史的喜爱实践由来已久，早年的篆刻中就有“抗心希古”“树犹如此”“不知有汉”“心为形役”“未能免俗”等出自六朝典籍的印文，“其乐陶陶”一印的边款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的《酒德颂》，这些文字在其全部印章的用典中占了较大的比重。而正式的根究和研讨则缘起于对顾恺之的注重。他对顾恺之的研讨始于1933年冬，是时，针对日本东方文明学院京都研讨所专任研讨员伊势专心郎的研讨陈述《自顾恺之至荆浩：我国山水画史》撰写争论争论辩驳文章《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史的问题》，安身五个问题与伊势论辩。他驳伊势所言“顾恺之为山水画之祖”一说，以为：就初唐早年之画坛观之，山水画之清楚作者，尚无法寻获。……依据不甚可信之材料，则山水画之彻底独立—就作者著作两方面—恐在吴道子与李氏父子“山水至道子一变”。此言似应解作山水至道子，始一变，而有其独立之地步也。若果此种定见尚有存在之地步，则我国山水画史之叙说，不自东晋之顾恺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