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珩编著《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

　　再看张珩后来编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载：“张萱《唐后走从图》轴……画唐后幸行宫苑，左右女官宦寺执戟之属，凡廿八人。前有鸣鞭执炉、侍衣捧盒者为前导，欄楯曲折而无殿宇，盖仅存此一幅，本不只此也。此图多施朱色，惟墨竹二丛甚奇。三十年前见诸四明库房，阅十余稔终复得之，则幅端大玺已浥烂无存，幸图虽百碎，经装潢之力得复旧观。外安氏藏经纸签楷书。”

　　金章宗的鉴藏印，是学“宣和七玺”的规制而来，称“明昌七玺”，一般在画卷上成套运用，如南唐赵幹《江行初雪图》、北宋《虢国夫人游春图》等，而在立轴钤盖极端稀有，仅郭熙《早春图》一例，图右上角有“明昌御览”大方印(图6)。若《唐后图》上有金章宗明昌印真迹，便可证明该图作于金从前，对于如此重要的佐证，即使后来重装，要尽量保存还来不及，怎或许会草率裁去呢?这不禁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一般来说，只需或许是“伪印”，亦或是假造故事，才会以“丢掉”的理由来搪塞。上文已述，《唐后图》中的安岐印为伪印，必是附会安岐著录所添造的，那么所谓的“明昌御玺”也应系假造或假造。迷惘《我国名画集》中看不清是否有此印，若有，那么必是伪印，容易被看出端倪，才会不论原有的“怡亲王宝”印，将画幅上端一同裁去;若无，那么应是叶叔重迎合安岐著录以推销此图，才不吝假造明昌印被裁去的故事。1939年张珩25岁，“八年前”第一次见此图时不过17岁，后以传周昉《戏婴图》(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易得《唐后图》后，觉得“殊耿耿也”，可见对《唐后图》并不满足，心有不甘，而在其记载中，也对明昌印含糊其辞，可见所谓的“明昌御玺”不论有没有，均不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