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与孙多慈的联络

　　徐悲鸿与孙多慈的联络，在乙亥(1935)年最具波澜。记载说;1934年秋，二人在天目山写生时确立为情感联络，进入热恋之中。大约在1935年的4月间，徐夫人蒋碧微按捺不住怒火，大闹孙多慈宿舍，而学生中的“倒徐派”，也因徐悲鸿过火偏爱孙多慈而积累了愤激，终以罢课的方法发泄出来。王震著《徐悲鸿年谱长编》记载，1935年4月30日“中大艺术科发布布告”，说“徐悲鸿教授因病告假二周，所任各课，请吕斯百先生暂代”，应与此事有关。

　　早在1935年初，徐悲鸿的老友、出版家舒新城就曾以“出”字启示陷于家庭和婚外恋窘境中的徐悲鸿，徐悲鸿从其计，一面活跃请舒新城出版《孙多慈素描集》，一面设法为夏日毕业的孙多慈争取赴比利时留学的名额。前一事办成了，后一事被蒋碧微动用各种联络搅黄了。

　　舒新城的一个“出”字，与徐悲鸿终身的履历很相契合：为对立爸爸妈妈安排的婚姻，他从家乡出走上海;与蒋碧微私奔，从上海远渡日本;为逃避陷于僵局的家庭，从南京避走广西;为脱节家庭和爱情的同归于尽，再于抗战期间避走南洋。逃避成了他处理问题的常用方法，也成了他固执与不计后果的诠释。徐、孙之恋可谓20世纪最出名的师生恋，徐悲鸿又可谓20世纪大画家中为情所累最严重的一个。他的性情和处事方法，导致了这一系列戏剧性的“奔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