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对刘海粟艺术的滋养

　　说起刘海粟书法乃至人生的前期阶段，不得不提及与康有为，与康有为的相识，不只扩宽了他的视界，为改日后的书法旅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康有为的书法集汉隶北碑南帖之大成，他晚年碑本兼得，熔冶诸家，以汉魏用笔，行书结体，书法天马行空，有生龙活虎之势。

　　展览中有一件康有为在1920年代赠予刘海粟的集句“南浮江淮达闽越，前追董巨凌荆关”，并附言“海粟仁弟有天纵之才，画笔生动无伦。”由此可见康有为对弟子刘海粟的认同和期许，而从其口气中也依稀可见其性格的类似性。

　　康有为在教授刘海粟书法时侧重：“学书应从钟鼎、石鼓下手”，他的一整套“尊北碑、重形变、强力度”的书学观念，影响了刘海粟书法的实践和理论。刘海粟初学“康体”，即已抵达以假乱真的境地，而深得其神，可见其受康师的哲学思想影响之深，和其学力才华的超卓。在1925年刘海粟所绘《西湖现象》的画中题字，可显着看到康体书法的影响。

　　此次展出了吴昌硕的《石鼓多驾写来七言联》、赵之谦的《楷书庭前池中七言联》和何绍基《临张迁碑》，它们均来自与刘海粟的保藏，而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被誉为晚清三大碑学书家，他们的书法均带着“金石气”，也可见刘海粟的保藏和书法和绘画用笔的联络。

　　其间何绍基通经史、律算，尤以书法著称。他临写过许多的碑本，其间以汉碑极为专精，仅《张迁碑》就临写多达百遍。刘海粟保藏的《临张迁碑》就是其一。此册虽是临本，但规矩联络毫不懈怠，点画遒劲，金石意味极强。

　　之后的赵之谦早年取法于何绍基，后转习北碑，风格变为森历劲折，并强化了北碑的笔法特征，并使之与帖学笔法加以有用的结合，为晚期碑学结束碑本融合的范式转化奠定了基础。展出的赵之谦此轴为七言楷书对联，犹存隶书意韵，起笔处多用侧锋，矛头必现，魏碑书法特征显着。体现了赵之谦宗法北碑书法初成时期的书法容颜。

　　吴昌硕书法，以篆书效果最高，影响也最大，其篆书从石鼓文出而成自我面目，凝练遒劲，圆熟精悍，且喜用石鼓文字集语书写对联。此次展出的《石鼓多驾写来七言联》的款识中的“集猎碣”即指集石鼓文，从款识中也可见吴昌硕的行书，掺入篆书笔意，雄壮苍劲、恣肆老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