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

　　1980年第2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作家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并获得了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通过主人公陈奂生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和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身处前现代历史重负的农民在迈进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这是1980年代最具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高晓声将陈奂生写成了系列小说，从《陈奂生上城》一直写到《陈奂生出国》，作者有意时代有心。一部小说和一个典型人物可以有多种解读角度，比如，通过陈奂生的经历，读者、特别是广大农民读者，不仅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农民性格，同时也通过陈奂生的经历和视角，看到了乡村之外的广大世界。那是一个更丰富、更绚丽、更五彩斑斓的世界——一个现代的世界。于是，从1980年代至今的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描绘成一条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历史，也就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从乡村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文学史。走向城市的这条道路主要集结着两类人群:一类是通过现代文明的启蒙，以个人奋斗的方式，以超拔的个人性格，排除艰难险阻，不惜一切代价地走向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作为一种巨大的个人动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给人以巨大的心理和审美冲击。这类代表性的作品是路遥的《人生》、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世上已无陈金芳》《玫瑰盛开的麦子店》、付秀莹的《他乡》等；另一类人群是通过巨大的社会运动——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国家总体战略一部分的时代背景下，大批农民通过“移民”形式进城务工，进而在城市安家，努力成为城市居民。这类代表性作品有盛可以的《北妹》、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吴玄的《发廊》、曹征路的《问苍茫》以及大量的“底层写作”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蕴含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也形成了一个潮流性的创作倾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