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史哲研讨供应的新视角

　　我是从我的家园这个角度跟董其昌结缘的。董其昌是松江人，我是在天津长大的，天津有一个大保藏家叫安岐，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对安岐感喜爱。我在读安岐编著的《墨缘汇观》的时分，就感觉到后边有一个强健的巨人的身影，实践上这个人就是董其昌。安岐的《墨缘汇观》是我国著录书里面最特其他一部，因为这部书就是依照董其昌的“南北宗”的观念来进行著录的，所以说这是非常特其他。我就在想，安岐是一个保藏家，他依照董其昌的主意来著录他的藏品，无形中就从保藏家变成了美术史家，我觉得这是我国著录书里面最有趣、最有意思的事。可以说，安岐的藏品一方面反映了董其昌的南北宗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乾隆的保藏观念。我们知道，乾隆在编《石渠宝笈》的时分有一个初编，结束往后马上有一个续编，那是因为他把安岐的藏品都收入宫里面往后，他才急忙又加进去，因为这些东西太重要了。乾隆在刻《三希堂法帖》的时分，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东西都是安岐的。但是安岐的保藏观念从何而来？其实是从董其昌那儿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就因为这个缘分，让我常常想起董其昌。

　　董其昌不光在他在世的年代，对江南一带的绘画、书法和保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他身后，关于清代的文明产生的影响比他在世的时分还要深远，还要广阔。可以说，董其昌的书法关于清代馆阁体的出现影响巨大，正是他和赵孟頫合力把馆阁体建立起来了。这当然还要通过后人的竭力，但是他们后边的身影就是赵孟頫和董其昌。

　　关于董其昌对保藏的影响，我们知道，清代有几个知名的大保藏家，除了安岐（安岐可以说是乾隆之前的最终一个大保藏家），在他之前还有一位高士奇，他也是满脑子的董其昌观念。高士奇跟董其昌的渊源非常深，他专门有一个目录用来记载董其昌的作品。

　　董其昌关于绘画的影响更大，比如“四王”，可以说是直接传承自董其昌。“四王”关于宋代的书画，特别是宋代的绘画，他们的风格也好，技法也好，意境也好，做了一个分析性的传承，我们想要了解宋代人的绘画作用，就可以通过“四王”。“四王”是从哪儿来的？是受了董其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