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力的文明精英

　　面对国民政府高价购买折衷派的画，从逻辑推理上便让人想到国画会画人不服气。但方黄之争的原因，决非因汪精卫“党其所私”予以高价而生，而是因高氏以自己的抄袭日本画的所谓“新派画是我国的衣冠”，遂引发传统派画家“为着正名分，绍学统，辨对错，别邪正，咱们要树立国画的宗风”。值得留神的是，论争的文章中已出现了责怪折衷派“剽窃”、“文明侵犯”等词汇，这到底是为经济“利益”仍是为民族“利益”之战呢？清楚清楚，这是民族精力与民族文明的捍卫战！而决不是如魏祥奇等说的是为“抢夺艺术生计空间”而争。正如赵浩公所言：“著作有没有人要，原本未必足谓艺术之凹凸的作证”，重要的是为“群起而求国画之行进”。从20年代至40年代绵长的论争进程中，保存有许多的文章，但咱们并没有从中嗅到一点点的“铜臭味”，能直面前史的学者却是看到了传统派，正如水天中所言：他们“在论争中既闪现着艺术上的自傲，又有高高在上的气势”，让人感受到了他们那种这捍卫民族精力和民族文明阿谀奉承的壮烈情怀。因而，若对广东画坛新旧之争归结于为“利”而战，这无疑是亵渎了那些以民族自傲、文明自傲、捍卫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力的文明精英。

　　洪再新所谓“一旦跳脱岭南一地的利益纷争，新旧两派画家间的隔膜敌视，便逐步消除，一起参与各项国际大展，闪现国画的强健生机”的说法，应该是指1930年代在比利时和柏林举行的展览。但两端都参与了这些展览，就意味着“隔膜敌视，便逐步消除”了么？实践上，广东画坛与折衷派的敌视从清末至1949年从未消停，而且敌视状况出现出越来越剧烈的走势，只需对广东美术史有个大约的了解，就会知道1948年的论争远比1927年的论争更为剧烈，方人定真实的“反戈一击”也是出现在这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