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对梁氏的书法

　　梁启超（1873—1929）在政治上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在书学思维上也深受康有为影响，但在书风上却独出机杼，拿手行书、楷书和隶书。其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学生，与康有为合称“康梁”。梁启超的书法，早年与一般读书人相同，学的是典型的干禄字欧体，但他对小欧尤有心得。梁氏晚年跋欧阳通《道因法师碑》中说：“大令学《兰亭》而加放，兰台学率更而加敛，皆摄其精力而不袭其貌，故能自立也。兰台得力《化度》最深，而收敛严谨，达乎其极，若书家有狷者，吾必以小欧当之矣。”而由小欧转入北碑，似较易下手，故从学康氏之后，转习六朝碑版，尤专心于《张黑女墓志》及《张猛龙》《晖福寺》《李超墓志》诸碑文。广州艺博院研讨员陈滢在《梁启超书迹赏析》一文指出梁书“受汉隶及北魏碑文的影响，安静中蓄含动势，整饬中透出遒劲，体势方扁，用笔方圆互见，造型凝练，丰茂厚重，隶意颇浓……他那劲健端凝的书法，体现出来的是幽静悠闲、天然高远的情调”。

　　重视神韵，用笔精到，字形慎重，神态严峻，风格高古……陈永正以为，同是学碑，梁启超却扔掉了康有为的“霸悍”之气，而寻求“峻峭”的书风，“温文儒雅，雍容安静，坐对梁氏的书法时，只感到一股清气扑人眉宇。”其清雅温润的视觉作用和娴静慈祥的古典气质，正是康有为所缺少的“阴柔”之美，而近于帖派的儒雅气味，由此也造成了碑派书风多姿多彩的形势。

　　清乾嘉以来，碑学思维逐渐众所周知。假定说，康有为促进了碑学构建的究竟完毕和书坛的空前昌盛，那么，梁启超的继之兴起，也在碑学思维的指引下投身于年代潮流中。他们对晚清碑学的昌盛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一起的方式确立了自己在我国书法史上应有的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