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内涵：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大众世俗特质

　　从历史的角度中止调查，金石拓本博古画的展开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期性特征，这是其特征之一。清末至民国时期金石拓本博古画盛行和展开的范围以上海地域为主，其他地域相对少见。而它在上海地域的展开和兴盛，在根本上与清末至民国这一地域商业文化的兴起直接相关，这是由海派文化的特性所决议的。从根本上来看，它是在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在上海地域所呈现的一种绘画方式，它集中代表了当时城市文化、商业文化与百姓世俗生活的紧密分别。作为海派绘画的共同方式之一，近代海派绘画的全面展开，直接为推进拓本博古画的展开提供了契机，这其中又以赵之谦、吴昌硕、任伯年等画家的创作为代表。学者讨论海派绘画的艺术特征，多用中西融合来表达。事实上，相关于海派艺术对西方绘画外型和颜色技法的自创，拓本博古画中的全形拓技艺对西画焦点透视与明暗外型法的引进则更为直接。清代嘉庆年间兴起的全形拓，后经六舟和尚、陈介祺等金石学家的改进，及至民国时期，以周希丁、马子云为代表的金石学家把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与明暗外型法引入全形拓，使其在金石之形神与气韵的表现上抵达了最高水平。完好可以说，西方焦点透视与明暗外型法的运用，从根本上改动了全形拓技艺的容颜。这是由于周希丁、马子云等金石学家自创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和明暗透视来传拓金石，其目的是经过外型的准确性来强调传拓的写实性表现和审美效果。焦点透视和明暗外型的运用使他们能够愈加科学地表现金石器物的明暗关系，更经过对器物光影效果的强化，使金石拓片抵达了形神兼备的效果。在这一方面，周希丁的全形拓最具压服力，其传拓普通用淡墨表现金石的光线明亮之处，而在金石的光线暗淡处则用浓墨表现，同时在光线明暗的转机过渡之处，巧妙地用淡墨和浓墨的突变来加以表现。这样就做到了墨色过渡的真实自然，能让观者感遭到光线的真实客观存在。对此，陈邦怀曾这样评论：“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墨气之深浅；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符算理之吻合。君所拓者，器之平面也，非平面也，前此所未有也。”所以，西方的明暗透视法应用于全形拓，使全形拓表现出光线明暗的突变，最大限度地进步了全形拓的形神和气韵效果。因此，全形拓技艺对西画技法的引进，也是在清末西学东渐的时期背景之下，洋为中用的社会思潮在艺术范畴的集中反映。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是，近现代海派拓本博古画中的传拓部分也并非一味追求古器物形体的准确，而是存在“取像”与“存古”两种审美视角。应该说，也有一些金石拓本博古画关于古器物传拓的表现更多的是把其作为一种审美圆素，而非严厉准确的写实拓印技法来认识，这是需求我们格外留意的问题。另外，在讨论拓本博古画所表现的西画东渐现象时，除去拓本博古画的传拓形象，我们也要留意到拓本博古画中的写意花卉技法对西画手法的吸收，以及由此构成的“泼墨”和“泼彩”表现技法，这些技法在画面墨块、颜色和光影的处置上都自创了西画表现方式的很多方面，使其最终构成了中西融合和雅俗共赏的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