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骨而发挥笔墨造型的实践类型

　　我们知道，20世纪初对我国画的诟病和批评开始是由康有为挑起的，1917年他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中批评说：“我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岂止衰坏处，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继之，又有陈独秀在1919年《美术改造》中呼吁：“若想把我国画改进，首先要革王画的命。由于要改进我国画，断不能不选用洋画的写实精力。”由此，以中西融合的写实法推动国画改进，特别是以改写人物画为打破成为选择融合路程的现代主义画家在20世纪实践的首要方面。他们在这方面的实践殊途同归，有各自不同的融合途径，比如展览中《神州无事乐耕耘》《志向》反映的是以徐悲鸿、蒋兆和为前导，由西方古典主义写实造型启航融汇笔墨造型言语的实践类型，《白蛇传》《贵妃醉酒》提示的是以林风眠、关良为代表的嫁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办法与我国适意人物精力的实践类型，《日夜顾虑毛主席》《意写人物画》表现的则是黄胄以及更年青的周思聪代表的以西方视觉科学规矩要求下的速写为骨而发挥笔墨造型的实践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