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论领域新的剖析

　　说到汉末建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习惯于重视形而上学、梵学以及“玄佛合流”等新的思想要素。当然，形而上学与梵学中关于有无、言意、形神、有情与无情、名教与天然等论题的评论，对中古学术起到了重要的形塑作用，使其出现出全新的容颜。不过，儒家传统的惯性力气依然健旺，“以文明人”的观念依旧家喻户晓。比如在诗文评方面，“建安七子”中的王粲，为赞誉刘表开立学官，设置文学职官，在《荆州文学记官志》中颂赞文学为“人伦之首，大教之本”；在乐论方面，“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拿手诗文，知晓音乐，在《乐论》中认为音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在书论方面，“高斋学士”庾肩吾，诗笔兼工，尤精书道，在《书品》中称扬书法“记善则恶自削，书贤则过必改”。这些观念厚植于教化传统，而“鉴诫”一说则是在画论领域对此新的剖析。

　　曹植的“鉴诫”说得到许多理论家的揄扬。曹魏时期的何晏认为：“图象古昔，以当针砭。椒房之列，是准是仪。”（《景福殿赋》）相较于曹植，何晏所论绘画体裁偏于椒房贤淑，也即“令妃顺后”一类，但就其针砭、劝勉的价值取向而言，二人并无不同。西晋时期的陆机认为：“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他以“雅颂”“大业”赞誉丹青，不只大力行进了绘画的方位，而且将其教化规划推广到社会政治层面。东晋时期的王廙素有“江左第一”的美誉，曾应王羲之的约请作《孔子十弟子图》，认为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历代名画记》卷五）。在他看来，绘画的目的并不只限于勾描点染为美丽之观，根柢目的还在于知礼、明道、修身、立命。此外，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录》等中古画论代表作，关于绘画的“鉴诫”功用也有不同程度的论说。这一时期的画论主张在绘画发明中也得以充沛闪现。比如唐代贞观年间的《贞观公私画史》一书著录了许多魏晋以来的画迹，其间的《盗跖图》《巢由洗耳图》《列女图》《孝武功臣像》等，便有稠密的“鉴诫”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