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作为绘画的固有功用

　　在我国画论史上，“鉴诫”一说虽系曹植首倡，但教化作为绘画的固有功用，其渊源几乎同绘画艺术本身相同久远。据《史记·殷本纪》和《别录》的记载，殷商大贤伊尹曾图像“九主之形”，作为商汤治国理政的镜鉴。司马贞认为“九主”是指三皇、五帝和夏禹九位圣主。据此可知，至迟在殷商时期，人物画现已具有“鉴诫”君王的功用。殷王以圣主为镜鉴的绘画传统被周朝全面继承。依据《孔子家语·观周》的记载，孔子观看明堂，看到四门墙上有尧、舜、桀、纣的画像，不只画出了各自的善恶容貌，还有关于国家兴亡训诫的话。孔子认为这种鉴古知今的传统，正是周王朝昌盛的根柢原因。汉朝独尊儒术，礼乐传统得以重建，绘画的教化功用被进一步强化。“鉴诫”的目标也不再限于圣主昏君，凡勋绩宿将、篡臣贼嗣等具有劝善黜恶之教化意义者，皆可入画。如汉宣帝时的《麟阁图》，绘霍光等十一功臣像以旌表忠烈；汉灵帝时的《鸿都门图》，绘孔子及七十二贤像以砥砺学风。以上二图均为《历代名画记》所著录。两汉虽然没有严峻意义上的画论著作传世，但从王延寿“贤愚胜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鲁灵光殿赋》）一类的文字可以看出，其时人们关于绘画的“鉴诫”功用现已有了理论自觉，这也为曹植的首倡打下了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