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诫”思想影响下中古画论的新变

　　在“鉴诫”思想的影响下，中古画论出现出新的特质，与此前绘画重视教化比较，带有愈加明显的时代印记。

　　重视情感，尤为重视情感关于“鉴诫”的襄助作用。汉魏时期，王公贵族悬挂人物像于室内用以“鉴诫”是社会的习尚，而“鉴诫”功用的完毕，多取决于观画者“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理性自觉，其实践成效并不简略得到保证，因此王充说“人好观图像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论衡·别通》），一些抑画扬文之论，也并非全无道理。或许正因为如此，曹植在偏重“贤贤贱不肖”的一起，深知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所以特别重视观画者全部情感的投入，细致入微到各种心境的不坚决。这种关于主体情感在审美鉴赏中特殊作用的表彰，然后的南朝画论深得其味。王微的“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叙画》）与谢赫的“情韵绵绵，诙谐巧拔”（《古画品录》），都旨在偏重情感要素的介入可以使观画者在潜移默化中遭到教益，绘画艺术的教化功用可谓春风夏雨、润物无声。中古批判家关于情感的推重，是汉末建安以来“人的自觉”在画论领域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