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史的稔熟和书学之洞见

　　先生在治学之余，耽于翰墨，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皆有所涉猎，并有不俗的效果。从问世的书法来看，篆书有金文、小篆，功力深重，书风悦耳流转、寻求金石之气;隶书，取法汉隶，对石门颂、礼器等名碑均有深化的临写，体势封闭、笔画厚重古拙;楷书，容颜多样以魏碑用力最深，也旁及“二王” 、颜真卿楷书，流转并敦厚。值得注重的是其日常书写的行书，最为老到、典型，水平也最高，多存于日记、手札之中，不但天然朴质、天真烂漫，而且碑本结合，表现出典型的时代书风，与晚清民国时期的赵之谦、何绍基、黄宾虹和鲁迅等手札书风一脉相承。总之，其书法以碑建其骨，以帖饰其形，既骨力洞达又典雅蕴藉，更见金石之厚重，帖派之遒劲，正所谓文质彬彬然后正人。关于书法理论，先生有《京口书人述》，文虽不长首要记叙其家乡镇江(古称京口)历代善书者，但表现出先生对书史的稔熟和书学之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