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新中国设计的诞生

　　近日，一场以“新中国设计的诞生”为主题的展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首次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要的设计作品，并探讨这一特殊时期中设计的演变与产生的影响，力图从“设计”的视角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文化力量。

　　展览通过设计对国家建设脉络进行了具象化的呈现。展品集中展示了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基础性设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的设计。由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的张仃和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周令钊设计的图案中(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为中央美术学院)，以红光闪闪的一颗五角星、迎风飘扬的四面红旗和白色地球衬托的红色中国地图为中心，光芒四射的蔚蓝色天幕做背景，周围环绕着红色缎带连接的瓦蓝色齿轮和金黄色麦穗，整体呈现出一种庄严而华丽的氛围。会徽不仅传达出“以无产阶级为主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层”的理念，也具备深刻的政治内涵与美学研究的价值。在会徽设计被确立之后，国徽、国旗、第一套人民币等一系列的设计也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这一整套设计基本完成之后，新中国的美学与象征系统便顺势而生。

　　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对于民族风格的确立有着重要影响，展览中，最具代表的便是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建筑整体采用了轴对称的空间形式，并在立面中通过西方古典主义的五段式构图、巨柱廊与中国传统的明间宽、次间窄的排列手法相互结合，让中国传统文化以更现代化的面貌呈现在大众面前。檐枋设计则是以五角星、麦穗、齿轮等新中国国家形象体系中的图饰，作为建筑象征意义的表达。檐部用琉璃平砖，以区别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但在外轮廓和翼角上，适当采取了升起和出翘，产生类似木结构角梁处“翼角翘飞”的韵味。会堂内部的宴会厅作为接待世界各国贵宾和友人的重要活动场所，顶部天花的灵感来源于敦煌莲花纹藻井图案，设计师常沙娜运用建筑本身的规则与现代化设计的方式，将通风口和照明等功能需求结合装饰巧妙呈现，组成新式藻井天花，四周围绕着以敦煌连珠纹图案为蓝本的小灯，在确保功能性的前提下高度体现出新中国设计的新面貌。

　　从中国设计史的角度，也可以通过此阶段中西设计理念的横向比较看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新中国实行着“选样定产”与“旧衣改制”这两项与西方“功能性废止”“款式性废止”“质量性废止”截然相反的设计策略。不同的设计策略造就了不同的生产模式与生产关系，也正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先进性使得新中国顺利完成了社会性质的三次转向与重工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正如上文所述，新中国虽然以设计的手段确立了民族文化风格，但是如何让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文化才是重中之重。教科书式的文化推广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所以设计便在此时作为文化的化身进行宣传。推广的设计则主要集中于物质生产的指导上，并以总体城市设计与个体形象设计形成大致的二元切分。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必须发挥出辅助生产的实际作用，城市布局的重新设计也使得原本消费的空间转变为生产的空间，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民群众则在民族风格与物质生产中确立了中国群众的新时尚。新中国通过设计附着在个体上的具象化身促使人民更加主动地进行设计行为，快速地多元发展也成功为中国设计确立了基础。

　　当下，新中国所架构的设计系统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并共同形成了新中国国家形象与视觉文化的基底。不同风格的轮转不单单是叙事主体的更迭，也体现了设计“超越历史地去承认历史”的属性。设计在当时的社会变革中也充当着文化使者，以一种更加人文的方式对文化进行传播，这有效地缓解了新中国诞生之初人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的社会现状，这一特殊的社会性、历史性的责任也使得这一阶段的设计具备了其他时代都并不具备的面貌。

　　此次的展览也可以作为促使当下回到设计原点的对话，通过展览所形成的影响力，进一步解构被西方叙事主导且被学科划分隔离的“设计”，并建构中国设计的主体叙事。“新中国设计”主体性的提出，也改变了仍然停留在“设计”美学范畴讨论的现状。本次展览的目的也是想通过“总体史”的完善，将更多的力量用于“中国设计”的范式建构中，而非展品的主题性整理，期望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多研究，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具有韧性。

　　诚然，20世纪中叶作为我国现代设计的开端是值得回顾与研究的。但是，当下身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设计师和学者，如果仅仅是将此次的展览作为设计史的研究对象来看待，显然是不够的。“新中国设计的诞生”的提出，更多是想促使大家思考新中国设计是如何进行建构的?如何在半个世纪之后，将其重新运用到现代化的建设中去?(来源：中国文化报 张良铭)